（一）问题

当前，在一些农村，子女不孝顺父母、不赡养父母，甚至打骂虐待老人的现象成风。这种丧失伦理道德和家庭美德的行为，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块顽疾。此风不刹，病根不除，直接危害社会和谐，阻碍美丽中国建设，影响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是道德观念缺失。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传统文化没有被很好地继承，道德建设没有及时跟进，一些村民孝亲思想淡薄，利已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严重。在一些农村，正气不足，邪气上升，一些人不以孝敬老人为荣，不以虐待老人为耻，价值观、荣辱观扭曲，严重败坏了村风、民风和社会风气。

二是责任观念缺失。一些人缺乏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以自我为中心，要求人人为我，我不为人人，不愿意负责任，不愿意尽义务，把老人作为负担和累赘，轻则抛弃，重则打骂，甚至把老人赶出家门，把责任推给别人，推向社会。

三是法制观念缺失。一些人认为孝不孝顺父母是自己的家事，与外人无关，与法律无关。所以变本加厉，有恃无恐，触犯法律。有的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一些人仍拒不执行。

（二）建议

1.加强村民道德教育。应当看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块阵地，如果正面宣传教育不占领，负面消极风气就会盛行。正教不推崇，邪教就会滋生。因此，建议把《弟子规》等中华传统文化在农村发扬光大。把握舆论导向，通过电影、电视、戏曲、新闻、网络媒体多宣传正面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和高尚情操，多积正能量，以正压邪，在广大农村形成尊老、敬老、养老的良好风气。

2.推进公益事业发展。在农村推广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设立扶贫济困基金，支持养老慈善事业发展，尽可能减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减少利益分配和矛盾冲突，逐步实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3.实施法律救济。把赡养老人作为一项义务列入法律，制定老人最低生活保障和子女提供赡养费标准，明确子女赡养老人的法律责任。对不履行赡养义务或者打骂老人的，追究其法律责任，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正当权益，安享晚年。

针对近期以来，一些电信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在电视、报纸等媒介大量发布“姓名解析”、“情色玫瑰坊”、“探

索两性秘密”等含有淫秽、迷信等内容的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广告，并在收费标准和方式上误导消费者的现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信息产业部日前联合下发通知，禁止发布含有不良内容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广告。对违反规定的，将予以处罚。

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是指通过固定网和移动网等公众通信网络向用户提供的语音信息服务或者在线信息和数据检索等信息服务，含声讯、短信息、彩信、彩铃、 WAP等。

通知称， 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广告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禁止利用电视、广播、报纸、期刊、互联网、印刷品等各种媒介或者形式，发布含有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不良内容的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广告。 电信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者在广告中应当清晰标明声讯、短信息等电信信息服务的收费标准和收费方式，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通知称，国家将根据《广告法》相关条款，对违反以上规定、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予以处罚。

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在大改革、大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冲击下发生变异。一方面，在外需低迷、投资大幅度下滑的作用下，总需求收缩十分明显，经济下滑开始从过去“新常态”潜在增速回落主导的模式转化为“趋势力量”下滑与“周期性力量”回落并行的格局，GDP平减指数全面为负标志着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较为严重，需求不足已开始触及底线。另一方面，在不平衡力量持续发力与结构性政策的助推下，中国经济在总体疲软中出现了深度的分化，转型成功省市的繁荣与转型停滞省份的低迷、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票市场的泡沫、传统制造业的困顿与新型产业的崛起同时并存。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2015上半年宏观经济的十大表现
       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基本上延续了中国新常态攻坚期的基本逻辑，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在趋势性和周期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出现超预期的变化，并呈现出以下10大新现象和新特征。
       1、GDP增速在总体持续回落中出现部分区域塌方式的下滑。虽然一季度实际GDP增速为7.0%，二季度增速6.8%，但值得注意的是，1)名义GDP下滑较大，仅为5.8%和5.6%，在近5年里，首次低于实际GDP增速；2)东北和西部部分区域出现塌方式的下滑，名义GDP增速和财政增速都出现负增长。
       2、在投资下滑的引领下，三大需求同时回落，总需求呈现加速回落的态势，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缺口进一步扩大。
       3、在第二产业的引领下，总供给持续疲软，工业领域的萧条已步入新的阶段。从1-5月份的数据来看，虽然工业在第二季度有所反弹，但依然呈现底部运行的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6.2%。较去年同期下滑了2.5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名义工业增加值增速仅为1.6%，较去年同期下滑了5.2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充分说明工业领域持续萧条已经步入新的阶段。
       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已经到来，中国经济在疲软中开始孕育新的生机，在艰难期之中曙光已现，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基础。
       4、在总需求不足、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以及内生性收缩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观经济整体通缩的压力大幅度上扬，工业领域的通货紧缩问题向深层次迈进。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购进价格指数连续39个月为负，同比下滑幅度不断扩大；二是进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迷，进口价格指数已持续37个月为负，而出口价格指数也持续在0水平附近波动40个月。三是CPI持续回落，进入“1”时代，远远低于目标价格水平，改变了过去2011-2013年期间“GDP增速回落但CPI增速稳定”的运行模式，这表明GDP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之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在强化；四是与整体宏观经济更为密切的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这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可能开始步入整体性“低迷时代”。
       5、各类宏观绩效指标持续恶化，局部区域出现断崖式变化。例如，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11.3个百分点，比2013年同期下滑13.6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的变化出现断崖式的变化，2015年1-4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滑24.7%，比去年和前年同期的增长速度分别回落了27.3和28个百分点；1-5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增长3.1%，比去年和前年同期下滑了5.7个百分点和3.5个百分点。而部分省市出现断崖式的回落，例如辽宁和黑龙江今年第一季度财政同比收入增速分别为-30.4%和-20.7%，比去年同期增速分别下滑了39.7个百分点和23.7个百分点。这种极速回落完全超越去年的预期，并使很多基层政府陷入收支困境之中。
       6、各类宏观景气指数持续回落，都处于较低迷状态。例如，克强指数出现明显回落，创5年来新低，发电量和货运量累计增速都创了自2009年以来同期最低纪录；宏观一致合成指数创近10年来新低，2015年宏观一致合成指数为93.32，比2009年2月的最低点还低。
       7、在表外业务清理、银行惜贷以及整体性去杠杆的冲击下，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增速回落趋缓，金融内生性收缩现象明显。2015年1-5月全社会融资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9.7%，比去年和前年同比增速分别下滑13.6个百分点和5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货币供应出现明显回缓，2015年1-5月M2增速仅为10.8%，是近5年来新低，比去年和前年同期增速分别回落2.3个百分点和5个百分点。而表明信贷市场和资金市场循环的各类参数也出现回落，表明金融内生性紧缩现象普遍存在。一是货币流通速度的线性趋势回落明显，2015年较2010年累计回落14%；二是与货币流通速度相对应的工业企业资金周转率也出现趋势性回落，1-5月为2.31，比去年同期下滑0.09，比前年同期下滑0.12.
       8、“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初见成效，就业总体虽保持稳定，但就业质量和结构性就业问题依然较严峻。特别是困难就业群体、大学生就业以及亏损国有企业中的显性与隐性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9、在宏观经济总体低迷的状态下，中国结构出现重大的分化，繁荣与低迷、萧条与泡沫并存。这集中体现在：第一、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同时，股票市场快速上扬，股票泡沫开始替换房地产泡沫；第二、生产领域收益与金融收益背离，导致生产领域的萧条与股市泡沫并存。第三、全国经济在整体低迷中出现剧烈的区域分化，繁荣与低迷相共存。东部转型较好的省市依然保持繁荣，但部分转型滞后的省市出现塌方式回落；第四、在需求与政策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增长动力的转换使行业也出现剧烈分化，在传统产业持续下滑和低迷的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业态都表现出强劲增长态势。
       10、4月以来的各类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加码使宏观经济止跌触底迹象开始出现。一是工业景气状况得到局部逆转，PMI出现回升，连续3个月高于枯荣线；二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逆转，房地产市场整体触底的迹象十分明确。三是消费者信心保持高位水平。
       从上面10大特征可以看到，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趋势性回落和周期性下滑阶段，各类宏观总体指标下滑较明显，并超越市场预期，大有开启新一轮萧条的迹象。与此同时，结构性调整进一步深化，使低迷中存在繁荣，萧条还有泡沫，转型中存在新的生机和新的动力，回落中触底的迹象开始出现。

       2015年面临的四大深层次风险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还面临大量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这些风险除了以往大家关注过的“服务业景气变化”、“企业绩效恶化”、“就业质量下降”、“债务风险上扬”、“房地产周期调整”等风险和问题外，2015年还有以下几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和风险。
       1、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叠加，使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部分区域和部分行业超预期的塌陷导致中国经济的脆弱性步入新阶段，未来有效需求不足和局部问题的恶化随时可能触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线。201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最值得警示性的风险在于：1)名义GDP增速仅为5.6%；2)GDP平减指数持续两个季度为负；3)包括东北三省在内的局部区域名义GDP增速为负，财政增速为负；4)包括钢铁在内的部分行业大面积亏损。
       2、过快的债务增长以及企业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问题在2015年开始与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相叠加，导致“通缩与高债务效应”出现，局部风险恶化和蔓延的程度随时可以加剧，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内生性紧缩效应也将更严重。按照我们的估算，中国总体债务与GDP之比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242%和252%。其中企业债务率增长到2014年和2015年将分别达到169%和179%。这种高债务率与通货紧缩相叠加，直接导致债务风险大幅度上扬，甚至激化。2015年以来激增的各种信用违约事件证实了这种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4月到现在，共有575支债券被降级。其中“ST湘鄂债”成为国内首例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本金违约债券，“天威债”成为首只国有企业在公募债券市场上的违约债券。这标志着中国风险全面向深度纵深。
       3、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异导致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传递机制发生变异，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失灵问题十分严重。一是由于地方政府以及职能部门的庸政、懒政现象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的衔接期等因素，2015年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紧缩效应十分明显；二是由于实体经济的贷款需求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导致当前定位的稳健货币政策不稳健，货币条件指数紧缩，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大幅度下降，货币政策明显偏紧。第三、由于财政紧缩、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异以及投资收益下滑等原因，传统的产业政策和项目投资产生的刺激效率大幅度下降，产业政策名义扩张，却迟迟难以到位。
       4、2013年“城投债”违约、2014年“超日债”违约到2015年“天威债”违约标志着中国债务风险开始从全面蔓延，传统的“借新还旧模式”处于崩溃边缘，宏观“去杠杆”与微观企业减负成为左右中国未来调整与重整的关键。地方债务的置换、资产证券化的全面启动以及利用股市启动的宏观“债转股”成为中国金融结构性转换的关键，并左右着近期中国宏观经济的景气和风险。股市在短期的快速回落所带来的宏观冲击将大大超越以往水平。如何驾驭目前中国这个脆弱的宏观去杠杆支点，如何在完成股票市场战略性融资和制度完善的同时，保持股票市场相对平稳运转，已经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事实上，下半年，宏观经济的触底反弹、宏观政策的再次微调、IPO规模的全面放量、房地产市场的超预期回升都会触动中国股票市场脆弱的神经。

       2015-2016年经济展望
       面对2015年上半年所出现的10大特征和四大深层次问题与风险，未来经济在中短期将如何变化呢？
       1、从周期角度来看，2015年不是本轮“不对称的W型”周期调整的第二个底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以及政治经济周期决定了2016年中期才能出现坚实的触底反弹。预计2015年GDP增速为6.9%，CPI为1.5%；2016年GDP增速为6.6%，CPI为1.8%。其中，2016年二季度将出现本轮中期调整的底部，增速预计为6.4%，到2017年经济增速出现小幅度回转，同时产出缺口大幅收窄，名义GDP增速将保持稳定，经济运行出现相对宽松的迹象。
       2、从短期来看，在稳增长政策强力加码的作用下，2015年GDP增速将在三季度触底，四季度出现小幅反弹。但本轮反弹依然逃不出2013-2014年期间的几轮“微刺激”的命运，短暂而又轻微，2016年一季度GDP增速将会出现又一次较大幅度的下滑，与此同时，本轮触底的各种迹象开始显露。预计2015年上半年增速为6.8%，三季度与二季度持平，四季度回升到7%左右。
       3、随着稳投资政策的各项举措全面到位并发生作用，股市持续高涨带来上市公司的资金效应得以落地，房地产市场的回稳带来房地产投资开始触底回稳，下半年将逆转投资增速快速回落的趋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在三季度触底之后出现反弹，全年增速预计为12.1%，比2014年回落3.6个百分点，2016年投资增速将持续回落。
       4、在收入效应、价格效应以及财富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15年下半年消费增速将呈现小幅反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比2014年回落1.3个百分点，但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速基本持平。2016年消费增速将出现反弹，成为2016年经济的核心支撑点。
       5、由于世界经济复苏总体依然低迷，中国出口增速和进口增速虽然将改变上半年持续回落的局面，于下半年出现轻度的反弹，但依旧难以改变低迷的局面。预计2015年出口增速为2.6%，比2014年回落2.3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为-8.0%，比2014年回落了7.4个百分点。但贸易顺差大幅度扩大，较2014年提高57%，达到36894亿元，预计达到GDP的5.4%。考虑服务贸易和其他项下的逆差，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将超过3%。
       6、在供求失衡与输入性通缩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居民消费者价格低位运行，CPI增速为1.5%，远低于国家的价格目标，较2014年下滑0.6个百分点。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GDP平减指数为负，全年同比增速为-0.5%。自2015年1月CPI跌破1之后，在食品价格的驱动下有轻度的反弹。鉴于宏观经济整体的低迷、负向产出缺口保持稳定、猪周期轻度反转以及输入性通货紧缩依然较大等因素，2015年下半年CPI将出现持续回升，但上升幅度很小。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战略举措。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会建设,是我们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作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民生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乎百姓的日常生活,直接反映人民的基本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状况,是社会发展最基础的必要条件,是关系执政党执政基础的重大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同时,还强调,“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建立完善的社会体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意义。因此,加强社会建设,既要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在体制机制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工夫。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切实保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必须把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主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真正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以改革推动教育发展,以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以改革增强教育活力,进一步消除制约教育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努力缩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差距,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强化政府责任,优化资源配置,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困难地区、薄弱学校倾斜；必须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更加注重教育内涵发展,坚持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条件,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根本。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要鼓励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进一步完善鼓励劳动者创业的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创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服务体系,加大对自主创业者和自谋职业者的政策支持力度,为劳动者创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健全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推动就业信息全国联网,为劳动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就业服务,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能力建设；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不断提高劳动报酬,按照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平等协商确定、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形成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增长机制；要切实规范分配秩序,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政府监管,加快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大力规范“灰色收入”,严格调控垄断收入；要加大分配调节力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加大个税调节力度,推进个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做好高收入者应税收入的管理和监控,减少税收流失；要大力帮助困难群众,进一步加大扶贫力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业帮扶、生活救助、医疗互助等帮扶制度,更好地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和保障水平,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标准,逐步提高贫困人口健康生活水平和稳定发展能力。
   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底线保证,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器”,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险制度,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完善实施城镇职工和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切实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障制度有效衔接；要加强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管理,分类施保,实现应保尽保。健全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合理提高低保标准和补助水平；要积极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为重点,逐步拓展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逐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要提高住房保障水平,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形成政府保障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住房供应体系。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和千家万户幸福,是重大民生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医药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以保障人民健康为中心,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要坚持立足国情,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坚持从基本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经验,准确把握医药卫生发展规律和主要矛盾,坚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发挥地方积极性,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要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加强政府在制度、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促进公平公正。同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促进有序竞争机制的形成,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要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制度、体制、机制、能力建设,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要坚持正确方向,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统筹协调、源头治理,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把群众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服务中加强群众工作,着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公共安全体系和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